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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合同撤销权诉讼



    接到阜新市某区法官的电话,告诉我们领取判决书。法官最后说了一句,对方很可能上诉。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是胜诉了。这次胜诉,可谓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甚至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我已经告诉助理准备上诉的材料了。
    原告惠源装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国辉,从2011年以来多次在阜新市某商业银行贷款,每次都是以新贷还旧贷的方式。2014年,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惠源公司经营也受到严重影响,无法按期偿还贷款,而银行也拒绝该公司已新贷还旧贷。2014年4月,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李国辉贷款诈骗。当地公安机关了解到有一笔贷款,李国辉妻子的签字是公司会计代签的,随即在2014年6月19日将李国辉刑事拘留。李国辉被刑拘后,公安机关多次代表银行动员李国辉承诺还款。6月25日,公安机关拿着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要求李国辉签字,内容为:李国辉被羁押在阜新看守所,不能自己处理个人事物,现全权委托刘运增处理相关事宜(变卖房产土地处理债权债务等一切与李国辉有关事宜,将个人相关权利义务全部委托给刘运增),以上委托事宜为本人真实意愿,请相关单位、个人给予方便。2014年7月5日,刘运增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作出承诺:同意对所有权证号003-6-116的房屋及地号21091200090081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7月10日,阜新市诚信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评估报告,惠源公司房产价值636万元。7月14日,辽宁鑫鑫土地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土地总地价54万元。2014年7月16日,在李国辉被拘留的第37天,公安机关再次拿着银行拟好的抵债协议书,要求李国辉签字,并声称,签了字就放你出去。李国辉无奈在协议书上签字。根据这一份《关于接收惠源公司抵债资产协议》,双方核对确认,截止2014年7月12日,惠源公司共欠该银行贷款本金6677998.92元;惠源公司自愿将其名下的有权处分的坐落于新都路西,西山路北综合楼及土地使用权抵偿所欠信用社的借款,抵债物折合人民币668万元。
    2015年4月21日,李国辉找到我,向我们出示了《借款合同》《刑事拘留通知书》以及《关于接收惠源公司抵债资产协议》,并向我们讲述了从贷款、还款到被拘留、取保候审、签署抵债协议的整个经过。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梳理,我们发现了许多明显的问题。首先,李国辉自己贷款金额仅为300万元,其他贷款多是朋友、熟人贷款后由李国辉的公司使用,那么,把他人的贷款都认定为李国辉的贷款依据不足。其次,李国辉公司职员代替李国辉的妻子签字虽然不符合规定,但并不当然构成贷款诈骗,因为李国辉一直在积极还款,更何况李国辉的妻子与银行贷款办理人员认识,对方应当了解他人代签字的情况,但是并未反对。第三,公安机关错误介入双方经济纠纷,违反了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成为了银行的代言人,帮着银行签署各类文件,以公权力插手民事纠纷。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银行与李国辉签署的抵债协议,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等多种可撤销理由。我们建议李国辉向法院诉讼,撤销抵债协议。李国辉接收了我们的建议,并委托我们代理此案。
    接收委托后,李国辉又告诉我们一个情况。银行已经委托拍卖机构对抵债的房屋经行拍卖,时间为两天后,2015年4月23日。我们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因为如果拍卖成功,案涉房产、土地为第三人拍卖取得,李国辉及惠源公司很可能彻底失去这些财产。将来,即使抵债协议被撤销,也是一纸空文。李国辉将可能陷入一场漫长的维权诉讼。
    为了避免这一不利的局面出现,我们立即起草了一份律师函,指出作为房地产的所有人,惠源公司并未委托拍卖,银行无权对案涉房地产委托拍卖,要求拍卖公司停止4月23日的拍卖行为。我们将律师函亲自送到拍卖公司,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又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拍卖公司邮寄送达了一份律师函。4月23日早晨,我们接到拍卖行工作人员的电话,他非常愤怒的指责我们,为什么给他们送律师函,律师有什么权利阻止他们的拍卖活动。我们很平静地对他做了解释,并不卑不亢的告诉了他坚持拍卖可能面临的后果。他那边悻悻地挂了电话。我相信,拍卖行应该停止本次拍卖了,这样我们至少赢得了一点时间。
    立案的过程也并不顺利,助理从大连去了阜新三次,从中院到基层院几个过程,终于区法院收下了材料,告诉我们等通知。我们也告诉法院工作人员,本案是撤销权诉讼,到2015年7月16日,除斥期间届满,如不能在此期间立案,当事人的诉权将灭失。2015年7月13日,法院打电话通知,决定立案,可以缴纳诉讼费了。
    2015年7月29日下午1点30分,阜新市开发区法庭,庭审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看得出,银行方面对案件的重视,银行的数位领导,工作人员都参加了旁听。而李国辉则没有参加庭审,作为原告的代理人,面对银行众多的人员,略显形单影只。于是,我在庭审伊始,首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不公开审理的申请,要求对方旁听人员退出法庭,理由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曾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法官对我的做法有些意外,征求对方律师意见,对方反对不公开审理。于是法官匆匆离开审判庭,我想她应该是去征求领导意见。时间不久,法官回来,宣布本案原告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所以不涉及个人隐私,案件公开审理。但是她特别强调旁听人员必须遵守法庭纪律,否则将被责令退出法庭。这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庭审主要围绕着抵债协议是否应该撤销这一焦点问题进行。说实话,原告并没有太有利的证据,原告提供的只是一份抵债协议书、一份给刘运增的授权委托书和公安机关的拘留通知书。我们期待法庭调查中被告方会出现漏洞,或者对方可以提供某些对我们相对有利的证据。果然,期待的情况在法庭调查阶段出现了。被告首先出示了十几份借款合同。我们经过核对,这些借款合同里,借款人为李国辉的仅有300万元,其余均为他人借款。于是我们提出了质疑,被告将不属于李国辉的借款强加在他身上。为了回击我们的质疑,被告提供了公安机关对李国辉的讯问笔录,在笔录中,李国辉承认别人的借款也是公司用了。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情况,对方最大的失误终于出现了。我们对笔录从取得的合法性到内容的真实性均提出质疑。这是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属于秘密级材料,刑事案件尚在在侦查阶段,被告是如何取得?刑事案件尚未判决,人民法院尚未对以上材料作出认定,其真实性并无法确认。更重要的是,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公安机关与被告银行勾结,利用公权力强迫李国辉签订不平等的抵债协议。我们强烈要求被告解释以上证据的取得方式,并要求法官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作出司法建议。被告方陷入被动,沉默了很久,在法官的催促下,做了几句苍白地辩解。我感到,法官心中判断的天平已经向我方倾斜了。
    在证据较弱的情况下,法庭辩论当然是最好的补强方式。我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阐述辩论观点,除了案件事实,我不断强调被告的强势地位以及与公权力的相互勾结,原告在强权面前的无助,原告的凄惨遭遇以及现实的困境。
    原计划两个小时的庭审,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胜诉的结果。我们满意自己在代理本案中的表现,我们也感谢那位女法官。我们曾担心,法官是否也会和当地公安机关一样,站在银行的立场上,毕竟一个困境中的小老板和一个当地著名的银行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了。但是,法官用一份判决打消了我们的疑虑。我们认为,在当事人利益取舍的最后的关口,法官选择了公平和正义。